张五常：求学奇遇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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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学奇遇记

© 张五常／文

张五常

　　我不认为把孩子管教得严或强迫孩子做功课是明智的教导。我认为只要孩子不是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”，父母就要让孩子自由发展。不良嗜好要管，呆坐终日不成，但任何有创作性的玩意，只要孩子有兴趣，都要鼓励。在思维的发展上，想象力非常重要——爱因斯坦说是最重要的。有这样一个传说：我最欣赏的美国画家维斯，第一天上小学回家，父亲问他喜不喜欢上学，小维斯说不喜欢，父亲说：那就不要再到学校去。不是要鼓励今天的父母这样做，但维斯的父亲（或这传说）可不是毫无道理的。我少小时的经历，虽然有过苦日子，但逃学玩耍，父母因儿女太多管不着，是我长大后以想象力纵横学术的主要原因。 
　　求学读书，失败事小，被老师或朋友看不起事大。我认为一个青年如果看不起自己，万事皆休。想当年，读书考试屡战屡败，但失望中总是有老师或朋友看得起我。这使我在极端的失败中尊重自己，对自己有信心，一旦遇上机会，翻身易如反掌。

幼年的回忆

　　我要从我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说起。那是1938年的春天，地点是香港筲箕湾邻近西湾河后来被称为澳背龙村的山上，今天不复存在了。我当时大约两岁四个月，今天想来历历若前日事。 
　　我是在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，这条街早就消失了。那时用“接生”，妈妈用不着到医院去。太富街的幼年生活，我一丝印象也没有。 
　　有一天我仿佛突然睁开眼睛看世界，清楚记得那一天，而从那天起很多往事都记得。那天我穿上唐装衫裤，坐在一张小凳子上，看着妈妈监管水泥工人建造石屋。她要我坐着不许走动，数着三铲沙要一铲水泥，不要给工人骗了。那是春天三月，我清楚记得头顶的大树只有小量的叶，鲜花怒放——长大后知道该老树每年三月开花。是1938年——长大后看到该石屋顶上的水泥浮雕是“一九三八”四个大字。我懂事的第一天是1938年3月。 
　　我是12月1日出生的。出生纸在战乱中遗失了，战后补领。长兄与长姊说我生于1936，妈妈说1935。两个原因妈妈对：其一是天下间不容易找到一个记忆力比妈妈更强的人；其二是如果生于1936年，那么妈妈叫我数铲数时我只有十六个月，不可能。 
　　父亲是商人，当年在西湾河算是富裕的了。石屋建在西湾河一个山头上，战后称澳背龙村。地大七千英尺，妈妈说是祖传的。祖传不等于有地权，二十年前被政府拆除，兴建了高楼大厦。战前，那山头只有五六间石屋，住着十多伙人家。我们的石屋最大，门前的院子与屋旁的果树是我的天地了。 
　　父母儿女多，我排第九。排第八的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，各有各的保姆。带我的叫群姐，是第一个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。群姐晚上对我说故事，晚晚不同，有些长大后知道是典故，但大部分是群姐自己随口作出来的。她也喜欢在黑夜中与我坐在院子看星星，说什么牛郎织女，而月亮的故事不仅多，而且长，永远说不尽。 
　　三岁跟哥哥到邻家读幼稚园。老师叫吴姑娘，很美丽，脾气好得出奇。学生三个：哥哥、我、吴姑娘的妹妹。我年纪最小，吴姑娘百般迁就。我对上课没有兴趣，老是要求早放学，要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。 
　　年幼时，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是大很多。妈妈做了一项错误的决策：为了上学方便，她要我跟哥哥一起上小学一年级。是西湾河电车路的永光小学，老师姓叶，用弯成了角的手指敲学生的头是他的专长。哥哥五岁多一点。我不到四岁，读书考试不及格是从那时开始的，小学一年级没有升过班。我比一般同学小两岁，斗不过，但年纪也算偏小的哥哥一开头就读得好。长大后才知道，哥哥读书了不起（1956年在美国宾州大学，他的成绩是全级数千学生之冠）。表面看，小哥哥很蠢，但音乐与绘画天分奇高。他后来1958年患上精神病，是我最痛心的事。想当年（从幼年到1954年辍学），我每试失败，家中人说没有希望，哥哥在场会力排众议，说老师太蠢，不懂得教，或说如果弟弟每天读十分钟，考个第一易如反掌。 
　　那是旧礼教家庭，重男轻女，妈妈生了长子后跟着六个女儿，轮到第八个是男的，听话，读书钢琴绘画无一不精，是家中最受宠爱的人。然而，这位哥哥重视的是读书不成的弟弟。 
　　1941年12月8日早上八时（我六岁又七天），日机轰炸启德机场，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。起初以为是演习，收音机证实是轰炸。早上穿好了校服，但不用上学了，被关进屋内，足不出户一段日子。待到允许外出时，支离破碎的尸体随处都有，而家养的狗喜欢把骨头带回家。 
　　香港沦陷了，市场用日本的军票，港币的市值急泻直下，而因为找赎有困难，票额越大的港钞跌得越厉害，五百元面值的没有人要。妈妈于是收购五百元面值的港钞，很大张的，以小铁箱装好埋在地下。妈妈说，如果香港有光复的一天，英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旧港钞。这项投资后来赚了不少钱。 
　　与富豪相比，我家差很远，但当年西湾河是平民区，我家比下有余，余相当多。父亲张文来是大好商人，诚实节俭，在中环永乐街二十号经营文来行，信誉极佳。而1954年谢世后，父亲的生日被电镀行业定为师父诞。妈妈姓苏名红，又名燕琦，貌美，极具贵气，只进过三个月小学，不识字，但因为每星期天上教堂，过耳不忘，可以把整本《圣经》读出来。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，投资如有神助。父亲对任何人的评价苛求，但对妈妈办事从来不干预。 
　　日军攻占香港不是突如其来，大家早预料有这个可能性。妈妈就购买黄金，说可防身，又储存大量的食盐与花生麸。食盐重要大家都知道，妈妈说花生麸可以久藏，可以充饥，而榨了油后的麸还有油质存在。战后父亲说，妈妈带着一批孩子逃难广西后，她储存下来的食盐与花生麸，很大量的，救活了山头不少人。 
　　在日军占领下，香港晩晩戒严，盟军飞机要炸就炸，目标不分，日本仔要杀就杀，好歹不辨。替日军工作的称汉奸，友侪中大家左猜右疑。市场当然有价格管制，排队轮购、搞关系、炒粮票、炒黑市，每天都听到。那时我六岁开头，耳闻目染，记得清楚，对三十年后写《价格管制理论》有很大的帮助。这篇文章1974年发表，虽然石沉大海多年，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说会传世。 
　　经济学就是这样奇怪的学问。你遍读群书关于价格管制的描述与数据，对这管制的认识比不上身在其中生活过一段小时日。太多的看似无关重要的细节，加起来很重要，但文字和数据不会尽纳其中，就是记载得详尽也不容易体会。亲历其境有真实感，不容易忘记。 
　　不管对或错，我的妈妈对任何观察都有自己的见解。如果当年问她价格管制会有什么效果，她说的会把一个教授吓一跳。她是个盲婚的聪明女人，幼年缠过几天脚，非常守旧、迷信，很固执的。她对中国传统婚姻与三从四德知得多而深入，启发了我于1972年发表的《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》。 
　　富贵浮云，悲惨的日子开始了。群姐带了我六年，给了我无限的爱，因为战乱回乡了。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一年，妈妈带着七个孩子过逃难的生活。那时我不到七岁。

逃难广西

　　香港沦陷，到大陆逃难的人不少。三年八个月光复，劫后余生的一般认为不逃会较好，生存的机会也较高。不知道其他家逃难的想法，当年听到父母商讨，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：有十个孩子，分散一下不会全军尽墨。父亲留在香港，有长子与两个女儿陪伴；母亲带着我的四个姊姊、小哥哥、我和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（共七个孩子），逃难广西去也。 
　　不是有计划的安排，而今天追踪昔日的逃程，很有点莫名其妙。 
　　记得先坐船到澳门，跟着在惠州——父亲的故乡——住了一晚。跟着辗转一些日子，抵曲江——今天统称韶关——那是直上北行。奇怪当年逃难的人大都问津韶关。 
　　母亲的分散逃策不改。最年小的三个跟着她到曲江，其他的不知到了哪里，后来在桂林会合，后来又分散，又会合，散合散合地乱逃一通，战后竟然没有一个死掉，堪称奇迹。 
　　曲江之后我们转走西南，略为安定下来的是桂林与柳州。几位姊姊进入桂林医学院，三个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，随母亲到柳州。柳州住沙街，我和哥哥进入了那里的中正中学附属小学，读小四。没有什么读的。老师要逃难，频频转换，而小同学也要逃难，频频改变。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学饿死很多。图案一样：先是手足肌肉腐烂，是营养不足的证据；继而全身黄肿，是无可救药的象征。我自已的手足腐烂了两年，达不到黄肿之境，生存下来。 
　　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，明天死掉，一个又一个。这些日子我无法忘记。后来在美求学有成，意识到中国的青年如果有机会，或大或小也会有成。再后来我为这点希望以中文动笔了。 
　　中正附小几个月转读桂林真光小学，一个人去寄宿。几位姊姊当时在桂林医学院，原则上可以照顾，但几个月后的桂林大疏散，各散东西，委托一位朋友带我到柳州会合母亲，朋友没有出现。我是见到校中空无一人，才独自走到火车站，爬上车顶。是最后一班车，停柳州时只落三几个乘客。柳州摆空城计，找到沙街住址，母亲与哥哥妹妹仍在，恍若隔世。是1943年的夏天，我七岁半。 
　　从柳州继续逃是坐船的。一程一程地换船走，妈妈毎程议价，有其他乘客分担费用。这些船程往往由多个苦力在岸上用绳索拖船行，有监管的拿着鞭子。妈妈说苦力是散工，组合分账，而监管的也分账。二十三年后研究佃农分成，思往事，我分不开谁是雇主，谁是被雇。1970年，多伦多大学的J. McManus到西雅图找我，研讨他正在动笔的公司理论，我提出广西的拖船例子，说挥鞭而下的监管者可以看为是苦力联手聘请的。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，说是我提出的。后来这例子在有关公司的文章出现过多次，有说是他的，有说是我的。十多年前见到一位澳洲教授写的关于谁是雇主的文章，题目竞然用上我的名字。我不认为谁是雇主是个值得花时间探讨的问题：法律上有鉴别，但这鉴别在经济学上不重要。 
　　长姊离开桂林直走贵阳，后来在那里的医学院毕业。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与我们相聚，是母亲的安排。记得我们到过洪秀全起义的桂平，跟着到了今天地图还可找到的平南。平南再逃，是向山间步行十个小时，来到一个今天无法找到的名为拿沙的小村落，在那里住了一年多。不到数十伙人家，没有纸笔，飞机火车村民没有听过，只有隆重如婚礼才吃一顿饭，番薯是顶级粮食，木薯是中上之家。 
　　拿沙的没有学校的日子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其一是，因为没有纸笔，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难到那里的八股先生背诵古文与诗词，不知何解，但遗传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，背很多，是今天写中文的本钱了。其二也说过，因为染上疟疾，有几个月妈妈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间走，对夕阳的光的变化有研究，是今天搞摄影艺术的本钱了。其三是妈妈知道她有的不足以养活所有孩子，让我背着一位桂林医生曾经说不可能活下去的三岁妹妹，到田野走，希望能找到些什么可以养活自己。废田的零碎农植，山溪的小鱼与虾，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，生火烤煮后皆可吃。妹妹今天还活着。 
　　这些在田园荒野觅食的日子，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。后来写《佃农理论》时，我对中国农业资料的处理驾轻就熟。想想吧，中国农业的文字描述与数字统计图书馆可以找到，但只读这些不容易体会实际情况。拿沙的经历，使我参考这些资料时得到自己记忆的印证。差不多没有一种中国的农作物我不知道种植与收成的过程。是的，当年觉得自己比一般写中国农业的作者知得多。 
　　后来《佃农理论》出版的第八章，我用年幼时获得的农植知识想出一套处理统计数字的方法。科斯（R. H. Coase）为我写前言，对助手说，作为经济学的实证硏究，我的《佃农理论》与《蜜蜂的神话》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。蜜蜂与果树都属于农业。这可见牵涉到农业的经济研究，拿沙的田野培养出一个专才。 
　　与外间的消息隔绝多时，过了大半年，日军不利有所闻，再没有听到日本仔在拿沙邻近出现了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母亲说可以出平南，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们作人质。她叫今天在多伦多的姊姊（后来是家中的第二个医生）到平南去，说是购物，其实是向县长求救。县长派来几个士兵，带我家到平南。日军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。 
　　该平南县长的名字叫欧阳拔英。解放前逃到香港，父亲感激，照顾着他。后来这位欧阳先生教了我很多。

从佛山华英到湾仔书院

　　1945年，从广西回到香港，我九岁半了。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，但香港当时满是商机，父母刻苦耐劳，翻身指日可待。父母重视教育，战后不够钱，第四的姊姊考进港大，读医，小哥哥先入湾仔书院再升拔萃，其他求学的都回到国内去。我与一位姊姊进入了佛山的华英，在那里待了三年。 
　　其实九岁半还是小年纪，不用忙，但姊姊要我考华英中一，不逮，读小六；升中一，也不逮，再降小六。以顽皮名动华英，1948年暑期，父亲收到华英校长的信，请我“另谋高就”，被逐出校门了。国共之争风声鹤唳，回港求学顺理成章。进入父亲曾经读过的湾仔书院，读第八班（第一班最高），十二岁。 
　　不容易明白的是我当年为什么那样顽皮。华英以记大过、小过来计算周末罚企的时间，每星期的冠军必定是我。是奇怪的现象，因为我不是个有破坏性的人。正相反，从小自创玩意，无奇不有，但没有损害任何人，怎会弄得众人皆欲杀呢？1951年，我的一位医生姊夫到西湾河山头一行，见到我能把飞鸟招之即来（其实是自己养大的），弹珠子、射雀鸟、掷亳、下棋等出神入化，吃了一惊，奔走相告，只是没有人相信他。 
　　可能是广西拿沙培养出来的个性。我喜欢来去自如，独自思考，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。同学上课，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。华英的日子吃不饱，衣服残破，无钱理发，提到张五常，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。小六一年升中一，中一一年降小六，还是每试必败，记过频频，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。 
　　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，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。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，坐下来，说：“我不管你的行为，不知怎样管才对，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那样的学生。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，也脱离了老师，层面不同，有谁可以教你呢？我教不来，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，好自为之，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。” 
　　从那天起，我久不久交出一些功课习作，而无论我交出什么，吕老师一定贴在墙上。有时他需要贴物，就找我写一篇短日记，使同学哗然。吕老师是班主任，对我偏心重视，但还是保我不住。记过频频，考试不知答到哪里去，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。后来读书怎样失败，我还是记着吕老师的话：要好自为之。 
　　1948年的秋天进入湾仔书院。那是有悠久历史的官立名校，当时学位短缺，打进去多多少少要有点来头。然而，战后风云未定，那里龙蛇混杂，黑社会分子多，而试题出售可以讨价还价。教国文的姓王，头顶有个大疤痕，活像地图上的非洲，同学们称他为“非洲王”。没有谁肯定他识多少字。 
　　有一次，一位同学告诉我非洲王的作文试题是个“火”字，担保一定中。我找一位文豪前辈动笔，背熟了，考作文一字不漏地背出去。还记得文豪起笔的第一句：“火是物体燃烧所发出的光和热。”有威有势，不得了。试题当然是“火”，但我不及格。有三个可能。其一是我的文豪枪手比不上同学的文豪枪手。其二是既然试题可以卖出去，分数也如是。第三个可能最大：非洲王见到我的名字就懒得读试卷了。 
　　湾仔书院的老师都是性格巨星，老同学今天谈起无不津津乐道。我第八班的老师姓谭，同学称“老坑谭”，用间尺打学生是骂左打右，骂前打后。四十学生我考第十二也要留班。奇怪是开课时，留班没有位，我被升到第七班去。第七班的老师是 Miss Lo，貌美如花，英语流利；第六班是周师奶，好人一个，教得用心。周师奶的妹妹叫Miss刁，教地理，英语了得，后来被人叫“潘师奶”而起诉诽谤，胜诉，传为佳话。 
　　虽说龙蛇混杂，当年湾仔书院的同学可了不起。他们是经历过大战乱的第一代，那些逃难饥荒饿不死，或日本仔杀不掉，或盟军飞机炸不中的生存者。年龄很不平均，财富相当悬殊，但经过刀枪不入的锻炼，这些同学眼观六路，临危不乱，反应快。与他们交往几年，我对真实世界的各种情况知得多了， 
　　后来自己走经济研究的路，发觉很多行家才智过人，但对世事知得少，以理论推断容易有偏差。是的，可取的经济理论不多，也不湛深，只是运用起来可以搞得很复杂。以真实世界为范，我走的路是判断不同局限条件的重要性及其变化，推理永远是向浅中求：世界复杂，理论不够简单处理不了。另一方面，好些我很敬佩的经济学者，生活经历过的变化不多，喜欢假设局限，然后把理论推上去。这种局限简单而理论复杂的经济学，与我选走的路是两回事。他们以猜测局限起笔，理论可以搞得精彩绝伦，但对解释现象的命中率不高。 
　　多年以来，我坚持一个假说的验证，一定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数才有机会成事。无从观察或看不到的变数，方程式写得怎样漂亮也是白费心思。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起笔，考查虽然不易，但拿得准时对解释世事如有神助。这是湾仔书院的同学给我的启发了。科斯完全同意我选走的路，因为他自己也这样走。他对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很悲观；近来我乐观一小点，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坚持在行内开始受到注意。 
　　湾仔书院进入了第五班，老师郭炜民对我有大影响。跟华英的吕老师一样，郭老师给我很多鼓励，但不管。逃学钓鱼，老师不管是奇事，但郭老师在我失踪时好几次对班上同学说：“千万不要学张五常，你们学不来的。他可以在考试前夕翻几下书就过关，我只担心到高班时这样的态度应付不了。” 
　　其实考试前夕我也没有翻书。1952年升上皇仁书院，是得到郭老师的推荐。后来在皇仁被逐出校门，也与翻不翻书无关，而是因为一门主要科——中文作文——考五十九分，差一分不及格。同学们都说因为中文老师不喜欢我，故意留难。其实当时自己不是个好学生，离校几年不无好处。 
　　1982年我回港工作后，两次约见了郭炜民老师，感谢他知遇之恩。三年前听到他在加拿大。希望他还健在，好让我能在第-一时间把将要出版的英语文章结集寄给他。

太宁街的才子

　　皇仁书院大名鼎鼎，今如昔也。那时刚好换了学班制：以前是从大数字升到小数字，进皇仁时转为从小数字升到大数字。1952年入皇仁读第三级，第一年留级。自己没有用功是实情，逃学依然故我。班主任闷得可怜，见我提问必定罚站或留堂。可幸他深近视，逃学不上课他不知道。也不是毫无建树：在同学李家伦的指导下，口琴比赛代表皇仁拿过奖，而校刊《皇龙报》发表过我两篇中文文章。 
　　留级的第二年有点火花。班主任是黄应铭。跟此前的吕老师与郭老师一样，认为我自成一家，逃学理所当然。记得有一次，班上一位同学获全校象棋比赛冠军，大家在课室庆祝，黄老师进来，问庆祝什么，回应是一位同学拿了象棋冠军。老师说：“不是张五常？我敢跟你们打赌，张五常没有参加比赛。”八二年回港工作后，我见过黄老师几次，也感谢了他的知遇之恩。 
　　被逐出校门可能是我平生的最好际遇。如果华英没有把我踢回香港，在华英升级读下去，我可能像当时的几位同学那样，在后来的韩战醉卧沙场。如果皇仁的第二年不是作文考试差一分，被逐离校，我不会因为求学无门而天天跑到太宁街去。 
　　太宁街早就在地图上消失了。当年是西湾河向海的横街，又称第二街，门牌二十八个，最近海旁的二十七号是1954年我失学后天天必到的地方，到我1957年7月31日离港赴北美为止。我第一次到太宁街是1949年。在湾仔书院认识一位姓王名柏泉的同学，他的家是太宁街二十七号。我的家在邻近，到了柏泉的家流连忘返，因为那里的奇人异士屈指难算，吸引着我。在湾仔与皇仁读书不成，花太多时间在太宁街是一个原因，但后来在美国读书大杀三方，太宁街给我的智慧有大帮助。 
　　介绍一下当时太宁街二十七号的常客吧。首先是柏泉有三个哥哥，加起来是四个才子。长兄名王深泉，当时写文章的笔名是秦西宁，后来是名诗人舒巷城。二兄王照泉，写粤曲的笔名是王君如，没有懂粵曲的人不知道他。三兄王礼泉，书法清秀，智力过人，下象棋潇洒利落。柏泉是小弟，样样皆能，无一不精。踢足球有几个香港甲组球员与后来成为国脚的黄文华，打乒乓球有我带去的后来获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，下象棋有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，玩粤乐有师傅黎浪然，打功夫有教头陈成彪……这些人的生活都不好过，但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不同行业的天才或怪杰聚在一起，谈天说地。我跻身其中，听得多关于他们的造诣的古怪法门，组合起来自己随意挥洒。 
　　于今回顾，太宁街昔日的能人异士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：他们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受过高级教育。不值钱的十八般武艺了不起，但法门全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。好比王君如，粵曲填词写到大师水平是毫无疑问的了，但他没有中学毕业。好比容国团，乒乓球的第一课是我教他的，但打到世界冠军的法门是他自己想出来。没有阿团当年日思夜想，中国的乒乓球今天不会雄视天下。好比徐道光，当年十五岁，傻头傻脑，不可能正规地学过下象棋，但多次与他倾谈，知道他有套下棋理论，博大湛深，棋书没有说过。 
　　是的，无钱求学就有这样的好处：你要逼着自已想出来。这是创作，不一定比专业训练的好，但没有成见的左右，新意来得容易。从广西逃难的日子起我是个我行我素的人，为了与妹妹活下去自己想办法。后来的玩意大都是自己想，自己发明或改进。太宁街遇到的怪才都是这样的人。武艺不同，他们谈得来是因为大家都达到很高的境界。大门常开，来者不拒，有不少好奇或要偷师的人混迹其中，当年太宁街二十七号是个很热闹的地方 
　　今天不少经济学的朋友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最有创意的人。如果是对的话，那么我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，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。求学一般求成见，是创作的大忌。 
　　在太宁街的日子中，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舒巷城（王深泉）。深泉是战前香港英文中学毕业的番书仔，是当时太宁街唯一的算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。打工，深泉业余搞文艺创作，我认识他时他刚发表了后来脍炙人口的《鯉鱼门的雾》。深泉也写诗，古诗、新诗、打油诗等无一不精；填词，长短句的规格与声韵熟如流水行云。他也懂得唱粤曲，唱得如怨如慕。他是太宁街的文豪，是公认的才子，所有的人都尊敬、仰慕他。 
　　深泉少说话，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。我是当时太宁街唯一敢与他辩论的人。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年龄相差十四载，我老是跟他吵起来，而他永远是奉陪到底的。什么都吵，最通常是吵文学。留级小子与文豪吵文学，没有人觉得奇怪，因为在拿沙时古文与诗词我背过很多，战后白话文又背过很多。不是真的懂，但深泉提到什么名章佳句我都可以背出来。三十年后写中文文章，深泉替我修改，感慨地说：天下间没有谁可以那样随意地套用古人之句吧。” 
　　我拜服深泉，因为他对文学的见解是他自己的发明，与学校老师教的是两回事。老师教平仄，教来教去我也不懂，但深泉只教一分钟我就掌握一百分。他对中外的文学创作知得很多，评论别开生面。我当时想，这些是学问了，但为什么学校老师不懂呢？ 
　　本来是脱缰之马，但遇到深泉后我知道山外有山，知道学问这回事不可以完全不学。

欧阳拔英与关大志

　　当年太古船坞为工人住宿，在西湾河建造了五条街。太宁是第二街，太富是第四街。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是我出生地方，是母亲从一个亲戚转让过来的。这些“太古楼”在六十年代后期拆除了。 
　　救过我们的平南县长欧阳拔英，解放前投奔香港，父母照顾他，让他和太太住在太富街十二号。那是离太宁街很近的地方，步行不到三分钟。太宁街晚上才热闹，日间有空我会跑到太富街与欧阳伯聊天。大约是1952年开始的了。 
　　平南县长欧阳拔英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读过古书无数，见解精辟，书法隶书是我见过最好的了。在香港无所事事，他每天早上到太古喝茶，永远是普洱，一盅两件，然后闲坐家中。很喜欢见到我，要跟他谈多久都可以，倾囊相授。欧阳伯苛求，整本《古文观止》他只赞赏六篇：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诸葛亮的前后《出师表》，李华的《吊古战场文》，苏轼的前后《赤壁赋》。知道这些我都背得出，他推荐我去背《东莱博议》。这本书今天的书局不容易找到了。 
　　非常欣赏那些差不多任何中国古字都可以读得出、解得通的人。平生只遇到两个：欧阳拔英与黄苗子。这可见中国的文字不是简单的学问。 
　　欧阳伯是个古人，什么风水八卦掌相之类如数家珍，虽然他自己是信与不信之间。我从他那里知道中国的古文化重于泰山，要开釆谈何容易。我也是从他那里知道前贤之见，就算错得离谱，总有一些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。我是受到欧阳伯的影响而后来对西方的古文化同样重视，把古今中外的传统融合起来。说实话，我对中国古文化的认识很肤浅，但与西方的结合起来，互相映照，够用。 
　　重视传统起于欧阳伯的启发。跟他学书法，谈的是哲理，与四十年后拜师周慧珺所学的不同。周老师强调用笔，用墨，结字，变化。那是行草之道。欧阳伯只管隶书，谈的是藏锋储意。好几次他跟我坐在电车上，沿途给我品评商店招牌的书法。 
　　1953年我在上环某旧书店见到一古拓本，叫《娄寿碑》，定价港元八十，当时是非常高的价格了。带欧阳伯去看，看了良久，他再去看几次，对我说，是汉碑，宋拓真本无疑，是他见过的最高的隶书了。我买了下来，今天还在。记载说《娄寿碑》拓本早就失传，最后收藏一个劣拓的是清代的何绍基。何绍基的影印拓本我有，字迹与我的一样，但石碑破碎很多了。宋拓孤本《娄寿碑》，隶书妙绝天下，不知今天值多少钱呢？ 
　　1953年父亲病重，不工作了，欧阳伯闲着，往往与父亲倾谈。1954年的某一天，父亲召我去见他。那时家境回复到战前的水平，他住养和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。是奇怪的父亲，我进入病房，他指着跑马场对上的青山，问我见不见到那里有一个农民在工作。跟着他严肃起来了，说：“有那么多子女，整生忙于养家，没有机会对你多说几句话。医生说我全部不妥，活到今天是奇迹，看来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。你读书不成，到文来行（他的商店）学做生意我不反对。但年多来我与欧阳先生谈过多次话，每次都是关于你。大家同意，你是我们见过的最有可为的青年。要你到这里来只想说一句：我平生欣赏的是有学问的人。” 
　　1954年离开皇仁后，到父亲在中环永乐街的文来行工作。没有工作可做，赚钱却不困难。理由简单，文来行是老字号的电镀原料进口商，适逢韩战，在美国的压力下多类工业原料不准进口——禁运是也。这样，拿不到进口证就没有生意，拿到进口证买家排队抢购，因为在禁运下供不应求。文来行是老字号，申请进口有优先权。赚钱容易，工作轻松。禁运电镀原料怎可以协助美国打韩战呢？想不通，但些老字号是得益者。 
　　文来行的隔邻是凉茶铺，老板姓高，有摄影作品入选过摄影沙龙。在文来行的阁楼我找到一部旧照相机，试学摄影，作品拿到隔邻给高老板指教。在那凉茶铺高老板介绍一位叫关大志的人。后者替我买了一部战前东德产出的旧照相机，教了我一个小时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国际摄影沙龙，而且两帧都被刊登于该年（1955年）的年鉴上。 
　　关大志是我知道的天赋最高的摄影家。他自已连照相机也没有，要借用，往往没有钱买胶卷。但他判断景物之精、之准，黑房技巧与户外人像的卓越处理，不亲眼见到不容易相信。五十年代的香港，沙龙摄影名家云集，热闹得很。关大志与我相聚了大约两年，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跟他倾谈摄影艺术的事，晚上我才跑到太宁街去。 
　　那样随意地碰到一个可以教我摄影的人，总以为很多专家更高明，但时日的消磨与跟他家比较，关大志的不凡越来越明显。后来到了北美，研究了西方的所有摄影大师，以天赋论英雄，没有一个比得上关大志。 
　　光法与黑房的功夫，很多人都可以教，而后来在多伦多作职业摄影，知道技术上那些从摄影专校训练出来的有独到之处。关大志与众不同，是因为他懂得怎样看，看得快，看得妙，可以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这样看不成，那样看才是好作品。他认为不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，困难是从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。后者要讲思想，讲内容，而有时略为转换角度，作品会说很多话。 
　　真是不公平的世界。关大志在世界摄影艺术上籍籍无名，只因为他当年没有照相机，买不起胶卷。后来他在美国发达了，最贵重的照相机买了一整套，但贵人事忙，没有时间搞摄影了。 
　　我学得快，学尽了关大志对景物的看法。到了北美，要脱离沙龙的老土传统，挣扎了好几年，到了1965年才想出怎样把在广西拿沙体会到的光搞进摄影去。1966年在加州见到关大志，展示几帧自己的新作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从多伦多到洛杉矶

　　我是1957年7月3日坐邮轮到北美去的。船程十八天，加五天火车到多伦多。是替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去商谈看似重要但后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。留在多伦多是要补修一下中学课程，希望拿得一纸商业的什么文凭。空余时间到那里的公立图书馆去，因为该馆有非常齐备的关于摄影大师的书籍。 
　　家庭复杂，香港寄来的钱不足糊口，当了几个月摄影师，是在当地最大名的摄影室，工资低得很。内心深处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谋出路：香港的家有那么多的成员，而自己是幼子，夜长梦多。 
　　后来决定认真地求学，有三个原因。其一是多伦多当时有近五百个从香港去的学生，只有我一个没有大学收容。应该有自卑感，但觉得如果真的用功读书，我不可能读他们不过。为了好奇我要尝试一下。其二是很大的不幸。1958年某天晚上，收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，说我深爱的小哥哥——在宾州大学读得很好的——患上精神分裂症，达到了最严重的阶段。晴天霹雳，我跑到图书馆翻阅医学书籍，所有报告都说哥哥的情况药石无灵。上苍无情，这位哥哥是张家的儿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学问的那一位，父亲对我说过的希望岂不是空空如也？我想，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阵了。 
　　第三同样重要：就在那时我在多伦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。王子春结了婚，有个可爱的小女儿。他拿了硕土，记不得是文学还是历史，英语好而大有文采。只见了几面，他肯定我是个顶级的求学人才，于是鼓励我，教我，给我介绍读物，对我说了很多学问的典故。他也教我写英语文章。我还记得他给我一封论文章之道的信，结句说得清楚：“Either a man makes sense, or he doesn’t. You do.” 
　　我说求学屡有奇遇不是夸张吧。如果当年在多伦多有大学收容，我不会遇到王子春，就是遇上，他也不会教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在写文章这重要话题上，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终生受用了：写文章要 make sense。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，但做到的人稀有。我是因为得到王子春画龙点睛，下苦功，做到。 
　　加拿大的大学当时享誉国际，但收生保守，王子春要我尝试美国的大学。当时我不知道，美国好些大学收生对超龄的比较宽容。我超龄，到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才知道超相当多：同学平均十八岁多一点，我差三个月二十四。急起直追，是打冲锋的时候了。 
　　1959年秋季入本科，1962年6月获硕士。势如破竹，却给赫舒拉发（J. Hirshleifer）来一个下马威。当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，硕士后攻读博士的要考一个口试，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继续。是例行公事，这口试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不通过。有恃无恐，因为凡遇理论难题同学喜欢求教于我。是1962年底，这口试考官三个，赫师是主考。 
　　口试问的当然是经济理论，我对答如流。不到一个小时，赫师说：“差不多吧。”然后翻阅我的档案，说：“全部是A？我没有见过。高级理论是难不倒你的了，让我问初级的吧。在竞争市场上，行内的产出者不会有盈利，为什么他们还要竞争下去呢？”我回应：“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。”赫师说：“对！”站起来，要走了。殊不知另一位教授（R. Baron）说：“等一等，我要问为什么在最高的代价下会有竞争？”这问题难倒了我。其实答案是浅的：最高代价是说竞争者不会另谋高就。当时我答不出来。 
　　该口试不通过，没有补考这回事，要离校了。同学哗然，几位教授找我，希望我留下来，说他们决定让我补考。后来我在初级理念上痛下三个月工夫，补考是谈天气，说家事。据说几年后因为我的“典故”，加大经济系取消了那个口试。好些年后遇到赫师，谈往事，说到我那个口试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当时大家觉得你锋芒毕露，希望你能收敛一下，但我们是做得太过分了。”
　　回头说加大的本科日子，为求学问，打冲锋我要找到大师才冲。大学校就有这样的方便：虽然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，但够多，容许卧虎藏龙。所以在满足选科的规限内，我走遍校园，左问右问，要找到大师教授才下注。艺术历史教授教的是理论，之前之后我没有听过；人类学教授是大名家；生物学教授是物理学家，后来被认为是物理生物的一个创始人；哲学逻辑是跟卡纳（R. Carnap）学的。 
　　本科的经济科目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：W. R. Allen与W. C. Scoville。前者后来与艾智仁（Armen A. Alchian）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，授课幽默精彩；后者教经济历史，学究天人。Scoville有的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学问：十年窗下只写一本历史书（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），注脚的文字远比正文多，其考查的严谨与详尽真的一丝不苟。得他感染，一丝不苟是我自己后来的治学之道，只是四十七岁后，累了，下笔只着重自己的思维，不管他家之说。 
　　我有机会问 Scoville：“十年窗下一本历史书，值得吗？”他回应道：“我那本书的题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。我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。众人皆说昔日法国逼害新教徒对法国经济有很大的不良影响，我研究的结果说没有。一位法国史学家评论这本书，说在我之后法国这个老话题是不需要再研究了。学问的发展，总要有些人花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。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后人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再下工夫，应该是值得的。”这是学问的真谛，深深地影响了我，虽然后来做研究时，见到生命那么短暂，我要考虑很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动工。 
　　学问茫茫大海，学者沧海一粟。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，只是那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。

　　本文原载《读库》1301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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